顾颉刚凭什么叫板范文澜（对顾颉刚的评价）

阅读《顾颉刚书信集》卷三1947年9月23日致白寿彝的信，顾颉刚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这一年，顾颉刚55岁，在史坛已经耕耘了近30年，他为什么要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争锋”？范文澜、翦伯赞的什么样的著作如此畅销？顾颉刚准备拿什么与范、翦 “争锋”叫板？

顾颉刚与范文澜是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同学，在大学期间所攻习的课业也大致相同。不同的是顾颉刚与范文澜所接受的学术风气、学问路数、紧跟的师长还是有些差别。顾颉刚跟从新派学者胡适、钱玄同，在史学领域，掀起疑古辨伪的学术思潮；经学领域以今文经学为主，思想趋新，大胆解放，有勇猛开拓的勇气。范文澜则师从旧派学者陈汉章、黄侃、刘师培，攻读《文心雕龙》、加入《国故》月刊社，经学领域以古文经学为主，思想相对保守，学问以笺释、考据为主。顾颉刚、周予同、王伯祥等组织朴社，范文澜是朴社成员之一。1926年，顾颉刚编辑出版《古史辨》，形成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古史辨”学派。因为在学术界成名比较早，俨然一个学术山头。范文澜所专精的是传统文史笺释考证之学，名气比顾颉刚逊色不少。范文澜担任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主任多年，南开国文系停顿了，范失业了，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说范文澜著有《文心雕龙讲疏》和《群经概论》等著作，为学很笃实；顾颉刚在信中向胡适介绍说，他在广东立住阵脚拟打算请范文澜标点《十三经注疏》。（《胡适来往书信选》第439页）。顾颉刚在广东学界没有站稳脚跟，范文澜标点《十三经注疏》也告吹了。

史学家顾颉刚

顾颉刚、范文澜学术经历不一样、政治立场也有不同，之后两人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了。1935年，范文澜因为支持河南大学学生抗日运动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经蔡元培营救后，范文澜出狱即投奔延安，毅然选择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政治信仰。范文澜作为到延安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受党中央重视，他曾在延安公开演讲中国经学演变史，很受毛泽东主席信任。1941年，延安马列学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下设九个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由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兼任主任，该室设近代史、农民土地和民族三个组。范文澜主持编写的历史著作没有以个人署名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中国历史研究会署名。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

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历史研究会在国内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慌乱与忌恨，国民党政府内部也出现了要创办中国史学会的强烈呼吁。1941年7月，顾颉刚、缪凤林、金毓黼、黎东方提议成立中国史学会。1943年3月24日，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主席是顾颉刚。顾颉刚认为成立重庆中国史学会，是与延安中国历史研究会打擂台，顾氏当选为主席与范文澜出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正好登对，这应该是顾颉刚给白寿彝信中所说的“争锋”意思之一。重庆中国史学会理事有二十一人。我不嫌麻烦把名单抄在这里：顾颉刚、傅斯年、黎东方、雷海宗、徐炳昶、陈寅恪、金毓黼、钱穆、朱希祖、吴其昌、胡适、缪凤林、柳诒徵、姚从吾、沈刚伯、黎锦熙、卫聚贤、萧一山、张其昀、陈安仁、陈训慈。（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四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这个21人的理事中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史学大师陈垣，陈垣可能在滞留北平无法与会。

中国史学会的历史纪录

顾颉刚对中国史学会十分不满，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估计是蒋介石发条子给教育部，条子上有他的名字，教育部不得不把顾抬出来装门面，好向委员长交差。但陈立夫为部长的教育部还是十分排斥顾颉刚的。（王煦华《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史学会》，《历史文献》第四辑）。为什么排挤顾颉刚呢？因为此时此地，个性彪悍的顾颉刚把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腕都得罪了。尤其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著名史家如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等对顾颉刚这个死对头统统不买账。陈立夫嘲笑顾颉刚给大禹定生日，缪凤林乘机写文章挖苦顾颉刚，陈立夫就借缪凤林的话打压顾颉刚。（《世纪学人自述·顾颉刚自述》第41页）中国史学会创办了《中国史学》刊物，创刊号轮不上顾颉刚主编，负总编之责的而是缪凤林。所以，顾颉刚在中国史学会成了孤家寡人。

这一卷有《顾颉刚自述》

顾颉刚还有胆气向白寿彝说要与范文澜、翦伯赞“争锋”，那么他“争锋”的班底是什么人呢？那只有顾颉刚创办《禹贡》学会和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的一班人马。这些年青的史学家计有谭其骧、白寿彝、张西堂、郑德坤、冯家昇、史念海、聂崇岐、侯仁之、张维华、顾廷龙、朱士嘉、童书业、王静如、吴丰培等。但这些人并非都在重庆，分散在全国各地，很难得通声气，因而顾颉刚与范文澜、翦伯赞“争锋”的学术班底并非想象的那么扎实、可靠。

《禹贡》学会会员合影

退一步而言，顾颉刚要“争锋”的究竟是范文澜、翦伯赞哪些著作十分畅销呢？顾颉刚没有说出口的范文澜的畅销书即是《中国通史简编》。这部《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就开始出版了，当时的编辑者为中国历史研究会，具体的撰写人有谢华、唐国庆、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范文澜。主编者是范文澜。这部书从1941年初版到1949年5月已经出了三个版本，发行量很大。顾颉刚眼中的翦伯赞的畅销书应该是《中国史纲》和《中国史论集》第一集、第二集。顾颉刚可能根本不清楚翦伯赞这些历史著作幕后出版人的深厚背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和《中国史论集》第一集、第二集的出版社为文风书局、国际文化服务社。文风书局是贵阳《中央日报》的周杰夫创办的，总编辑为韩侍桁，而董事长则是湖南常宁人萧同兹，萧时任全国新闻联合会主席，在新闻出版界势力很大。国际文化服务社的董事长也是萧同兹，背后有中共秘密党员左恭支撑。（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翦伯赞为国民党元老覃振的小同乡，他又在为冯玉祥讲解《中国通史》，他的史学著作不畅销才怪呢！

年青的史学家翦伯赞

顾颉刚曾对白寿彝说，他自己的性格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永远忙迫，为事所困。”所以他的摊子搞得很大。顾颉刚既然要与范文澜、翦伯赞“争锋”，就得拿出自己的套路和办法。顾颉刚有何办法？1943年顾颉刚发起史地通俗丛书编辑社时有一个撰写出版《中国名人传》的宏大计划，顾说要编辑160册，写15种专史，即种族史、疆域史、交通史、外交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生活史、宗教史、教育史、科技史、思想史、艺术史、文学史、语言史；在这个基础上再撰写一部《中国通史》。而10多年前顾颉刚给学生郑德坤写信说，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年销行一万部，一切就好办了。可见顾颉刚是要用写《中国通史》赚钱，而并非为了写传世之作。因为计划庞大而人力、精力、物力、能力皆远远不够，即使顾颉刚创办了大中国图书局，且自任所长兼总经理，但还是无法拿出畅销的著作和范文澜、翦伯赞的《中国通史》“争锋”。所谓“争锋”也只是一个留在口头上的笑料罢了。

范文澜的不朽史著《中国通史简编》